激动啊，俺终于翻墙翻过来了

等我这几天整理一下墙内的文章和文件夹的文件，把落下的功课给补上，哈哈！

纪念陆肆事件二十周年（5·10）

1989.5.10

《人物志》系列没法更新太多，因为已经发的几篇被认识我的人告诉了主角，他们强烈要求停止《人物志》。这个事情……任何时代，当人们想反思的时候都不是一个人一件事，我们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总要受到时代的检验，我们的热情、理想、冲动、投机、实用……大概这也是为什么当代史总要等到一个朝代过去才能被书写。

谈到“六四事件”发生的背景，具体的导火索我们基本已经cover，但是物价闯关我还没有说。有人说当时学生上街，一提到“老人政治”和“物价”两个敏感词，就一定能赢来掌声，这是对的。但是，我始终认为，物价问题只是经济问题中的一个侧面，而89年的“民间声音”不仅仅是物价，而是整场改革应该以什么样的分配原则进行下去的问题。

先来说最有冲击力的物价问题。“物价闯关”是1988年的热词，如果当时有年度热词评选的话，这个词肯定要上榜。“闯关”源出邓小平评论的“物价要改革，如同当年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物价闯关”的提法本身就说明要放开物价，让市场来给主要的商品定价，这个思路一直是有争议的。后来我曾经在张五常的博客中看到1988年之前，张老有机会见到邓小平，对方问的主要问题就是物价到底要不要放开。张老是坚定的市场学者，当然认为应该让市场来调节，他说物价放开肯定会乱一阵，但是乱了一阵之后就会恢复正常，以后就可以让市场来调节了。这是个美好的前景，这被解读为国家就不用背负物价补贴的巨大财政负担。于是中央在一片争议声中还是决定放开物价。

但是他们实在太没有操作经验了，他们是用军队式的管理来做市场推广。我后来认为，中国曾经搞过的所谓“社会主义”，其实不过是“战时军队管理”在全国范围内的放大，在经济管理方面根本没有创新，也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都有所不同。所以在社会主义的名目之下，行集权之实是早晚的事，不过毛泽东太昏了头，才搞得代价如此惨痛，换了别的“开明君主”也一样不会撼动集权的核心，能够象晚期的慈禧那样顺应历史潮流就已经是上佳结果。扯远了，回过来看他们为什么是用军队式管理来做“物价闯关”。首先这个命令是中央下的，然后地方执行，其实执行也没什么可执行的，比如上海，就党政干部一起开个会，传达中央意思，没有可以改变的余地。放开的品类也是中央定的，1988年放开了一些基本的商品：米、面、油这些的价格，结果基础产品的价格上涨很快传导到全面的商品价格，而且这些“通知”都是中央以文件的形式播放的，等于全民都收到了“物价要上涨”的集体通告，在中间做批零生意的渠道当然更是要乘机加价，一下子物价就涨得不可控制。这是当年“改革派”的重要失误，立刻被抓住当作“市场万能说”的靶子。

其实，在物价问题的背后，掩藏的是国民经济再分配的大问题。比“物价闯关”更深层的问题是中央与地方权力如何分配，官与民的财富如何分配？1989年-1992年我曾到北京的不少经济院校旁听和讨论，听到各种不同的议题，包括对税制的改革、地方财政与中央的分配、粮食生产、户口制度、价格双轨……等等，综合起来说，就是中央财政其实入不敷出，如果按照资产负债来讲的话中国早在1978就可以算做破产了，不过中央可以发国库券，可以印钞，可以抵押未来的财政收入来维持当前的平衡，但是这事情不长久，中央财政需要更多的收入，如何做得到？那时还没有发现“卖地”这一诀窍，只有考虑税收，而税收又想要比较成熟的经济体能够赚到钱，他们要赚钱，就要市场定价。但是这些问题最后变成了涨价之后，这个政权就承受不了了。

经过1988年的疯狂抢购，中央发现这条路走不通，基础产品的物价是不能涨的，从此定下了18亿亩耕地红线等维持了后面二十年稳定的主要框架——粮食统购统销，国家财政补贴。中央放一部分权给地方让他们自谋财源，以“政策放开”权力换来对财政的大头上缴中央的原则。后来的20年里，地方各显其能，有的麦地，有的引进外资，有的免税，中国的地方政府成了全球最有特色的由公权力亲自登台扮演“地主”角色的经济体，这是最大的中国特色，也是“中国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而从“物价闯关”开始，老百姓一直就是经济政策的承受者，而不是经济政策制定的参与者；他们得到的“回报”主要反映在基础产品的低价，而不是经济搞活之后的收益；而这些基础产品的低价，尤其是能源的低价成为了中国政府招商的一大利器，也补贴了创业者，启动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代价是不计入GDP的环境污染，同时，这个体系无法改变户口制、无法消灭利用不同体制的“寻租”……

老百姓不是天生就接受这种最末端的价值分配的，当这个苗头出现的时候，有人站出来了，他们分析原因，分析结果，发现“改革”说来说去都是当权者最有利，别人吃肉，我们最多喝汤，所以，他们要换个方式来参与。这才出现了1989年的“街头政治”，它绝不仅仅是物价上涨这么简单。

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今天生活在天朝觉得憋屈，至少有一点可以安慰你：我们不是天生的傻子。我们一早就知道游戏规则会这样制定，并且，我们曾经反抗。

纪念陆肆事件二十周年（5·9）

1989.5.9

在学生们秘密策划绝食行动的时候，“民主运动”已经蔓延到了非学校阶层。其实，在前面我已经提到，纪念胡耀邦的行动从最开始就不仅仅是所谓“知识界”、高校，而是一场全民的行为，工人和市民都有参与。后来，学生们冲到了前面，爆发了游行示威，但这不是说其他的群体就没有行动，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新闻界。

二十年后我读过的一本英文书《Out of Mao's Shaow》中有这样一句话：今天的中国人之所以比过去要自由一些，并不是这个强权退缩了，而是有那些人，那些普通人，有的是瞎子瘸子，有的拖儿带女，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向这个政权抗争，将它所划定的边界推展到了这个程度。这是非常写实的。在1989年的时候，以鸡蛋碰石头的“鸡蛋”之一就是《世界经济导报》的主编，叫做钦本立。

他是一个老报人，在民国时期就办报，知道“真正的报纸”应该是什么样子。在刊登关于悼念胡耀邦的一篇社论中，因为没有按照党的意思（那时上海的党就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删改文章，印出之后就被关刊。江泽民也因为此事的处理而正式成为“保守派”的接班者。其实《世界经济导报》当时只是在上海的一家民办报纸，读者影响力有限。但是在新闻界中却很重要，它被誉为当时最开放的媒体。这种“体制外”的报纸被封杀，对于长期以来必须在党的宣传部门之下才能写才能报的其他报刊来说就是风向标，如果这种“擦边球”被禁止了，那么“自由的边界”将被收紧，这一点简直就是板上钉钉的。

新闻界哗然了。部分是因为中央当时还没有表态，而上海显然是在收紧舆论方面开了第一枪，这是不是中央的意思？报人们想借为《世界经济导报》申辩的机会来测试这个边界到底是否会被突破，就在学生们在酝酿绝食的时候，新闻界则在酝酿要求《世界经济导报》复刊的声援行动。

我记得在后来的声援学生绝食运动中，新闻界的横幅和发言都是始料未及的，深刻程度绝对不亚于高校里的老师。当时我所能听到的最“开放”的言论也就是“经济自由，政治民主”而已，但是新闻界的人谈起来，那简直就是控诉会，讲新闻是如何被“炮制”出来的，那些宣传典型是怎么找到，怎么摆拍，怎么引导，然后怎么对这镜头说领导要听的话。对我们来说，这比书本上的理论要鲜活多了。还有，新闻人其实接触到了最多的现实问题，但是他们不允许报道的太多了，这些其实都偏离了“新闻”本身的含义，而象《世界经济导报》这样的“擦边球”其实是想恢复报纸本身的社会意义。

我不清楚新闻界内部是如何串联起来的，但是很明显，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都在内，全部卷入到声援中来，“新闻要讲真话。”这个横幅非常显眼。“不做党的喉舌，做人民的喉舌。”是另外一幅。谈到这个，必须说，1989年的民主之火可以直接上溯到民国初年的社会环境，那时孕育出的一批人始终坚持要做对的事。如果没有他们，今天我们还看不到南方报系，也看不到《财经》和凤凰卫视。在钦本立之后，擦边球还在打。

想到这个，真的希望在我有生之年，可以在广场上看到“民主纪念碑”的树立，可以有地方给他们献上一朵小花。

纪念陆肆事件二十周年（5·8）

1989.5.8.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这个句子我曾经多么熟悉，啊！这是我在青年时期看到听到过无数次的一个句子。实际上，在高中的时候我曾经有选择学习俄语，我父亲就是学俄语的，而且他的俄语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沿袭他的思路，他想让我学俄语，从某种隐匿的意识来说，能够让孩子上某个中学学习俄语，这也是他的人生成就之一，证明了他终于也算个人物了。我不知道今天的孩子是否明白，在今天这个雅思、托福、四六级补习班和矿泉水站一样遍布的城市，只不过在三十年前，一个家庭要用数次严肃的会议来决定是让孩子学英语还是学俄语。

可见，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出生于冷战时期，你可以不知道你的生命其实悬于一线，你可以不知道阿富汗、巴尔干、波斯湾，你可以不知道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东德、匈牙利和我们这个吃饺子过春节的国家有什么瓜葛，但是你不可能不知道苏联和美国对我们的重要性，并且要努力分出谁更重要。

我后来翻阅党史的历程等于一脚踏入了这些变幻的国际风云之中。中国的事情原来从来不是中国人决定的，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就是阿富汗，就是加沙，就是冷战的战场，到现在还是，看看朝鲜的核试验，看看日本，看看台湾，看看越南，我们从来就在漩涡的中心。最搞笑的是，我们被教育道：中国人民站起来鸟。而其实，我们不过是苏联这个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一个比较大的分公司。1957年的时候，总公司后院起火，于是分公司有了一定得独立性，但是它还是人家的分公司。

1989年的时候，这一次的后院起火与往常不一样，在东欧的其他分公司都在力图独立，不过在5月份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总公司其实已经破产了，为了那些地球之外飘浮的太空舱和空间站，他们终于资不抵债地要宣告破产重组。我们只是以为，老大哥还会给我们传授先进经验，而中国也会再一次跟在后面。

我们以为自己有一张牌，可以给苏联打，也可以给美国打，在冷战的桌子上，中国至少要算个A吧。所以，那时候的大学生相信，如果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即使苏联不抓住这张A，美国也会。因此，要把这张牌做大。

这个思路后来占了上风，决定了要绝食，并且决定了很多操作细节，比如什么时候开始宣布绝。1989年大家都知道停滞了16年的中苏最高层会晤就要在5月中旬进行，届时一定会有大量的国际媒体到场，最好是抓住这个时机绝食，绝食时间不能太长，五六天是人体极限，所以倒推回来，应该在5月10日左右开始。

我没有参与这种策划，但是我相信学生代表的智囊团，也就是和他们关系最近的教职员工，也就是袁木所说的“长胡子的人”是能有这种政治敏感的。倒回来说，也是因为1957年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在公开会议上念了一篇翻译的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而被政治嗅觉极其敏感的毛泽东认为是大逆不道，反右运动拉开大幕。这些长胡子的人当然知道1989年由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试验的那些如果可以通过他自己亲口承认（也就是走民主道路的必然性），会对当时的学运起到什么样的推动作用。

但是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在这种情况下愿意赌命的学生们，谁也不知道会被谁当作一张A。

顺便说一句，我之所以学了英语而不是俄语，至少在表面上，是因为一枚硬币落下时的朝向。

纪念陆肆事件二十周年（5·7）

1989.5.7

人物志第三篇——老大祥子

除了疯子和狂人，当然多数的89大学生是常人，比如老大祥子。其实今天看来，他也是很有个性的人，但当时我们都太肤浅了，没有看到这种个性。

老大被称为老大，因为他年纪是他们宿舍里最大的，而且自从第一次见面大家叙过长幼之后，他发现自己是老大后就做了很多老大的事情，嗯，比如说：打水买饭收拾卫生。后来，“老大”这个词被滥用了，89年的时候老大就跟整个宿舍的保姆类似，我们每一天谁没有回来他都最着急，好象少的是他家里的小弟。

老大来自江西农村，他考上大学完全验证了那句非洲谚语：养一个孩子需举全村之力。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出一个大学生需举全村之力是完全写实的，他就是他们村里三代出的第一个大学生。老大和我们不同的地方是他上大学每月都攒钱，还往家里寄钱。发现这么秘密的时候我们都哗然。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是不交学费的，但是要交一点杂费，比如住宿舍会有10元/年的宿舍管理费，同时每月还发一点助学金，好象是三十多一点。这方面老大来回忆肯定比我准确多了，因为我不记账，而他记账记到每顿饭吃什么，他给家寄的钱就是助学金节省下来的和用菜票换的钱，天知道他怎么可能在养活自己的同时还能省得下钱来。

老大不善言辞，部分是因为我们常谈的东西他都是第一次接触，他就是那种进了学校，办了报到，把铺盖卷扔到床板上就问：同学，去天安门怎么走？的人。后来绝食开始后，陆续有外地同学来京，我们揶揄地让他到车站去接人，因为那里有最多的人会问：去天安门怎么走。天安门是我们的麦加，他只是把这一点表现得更明显而已。

除了记账，老大还有一个秘密，他是有媳妇的人。大一的时候他应该是对大班的一个女生有了感觉，听到他们在谈论她的时候突然恼怒，然后在“卧谈”中如同对自己发誓一样一字一顿地说：我没有喜欢她，我是有媳妇的人。他们宿舍的其他人当场“石化”。缓过神来之后纷纷让他把事情说明白，他就交代了：自从他考上大学，全村轰动，来说媒的络绎不绝，他父亲要他在进京之前定下来，他就开始相亲，最后相中了一个，双方下了聘礼，他就来京了。也就是说，他是定了亲但没有洞房过的人。

从此之后，大家纷纷拿他和那个女同学打趣，好象一定要看到他的“出轨”才能满意。学生时代的捉硖从来都是不用人教的，而他就更为严肃地要保持贞洁。在他逐渐融入大学生活之后，在同班同学已把谈情说爱视为“必修课”后，他还是对已经定亲的那个女孩忠心耿耿，现在想来，实在令人敬佩。君子一言，终身相许，颇有民国初年的学者风范啊！

老大从绝食的第一天就参加了，原因如他所说：我们不做，谁来做。而且他是真绝的那种，后面我会提到，不是所有绝食的都不吃饭，但是的确有真绝的，老大就是一个。我是看到他的“惨状”才到后期加入到声援绝食的队伍中，无他，这种骆驼祥子（他的另一个绰号就是祥子）式的人物最后总是有着最强的力量。

我很想就此结束这篇人物志，让读者留下一个纯洁的八零年代大学生的印象。但是，更为尊重事实的话，我必须写下后面所知道的信息：

老大本来可以留京的，但是他在“秋后算账”中始终不和“党保持一致”，在档案上被记了一笔，发回江西农村，他就是那时候的“大学生村官”啊。他信守承诺，回家之后就和定亲的女子成了家，再后来，承包了他们县里的一个砖厂，熬到98年之后商品房修建热潮迭起，老大发了，他的第一个孩子（他也是我们班第一个有孩子的）是个女儿，后来为了县里的计划生育指标让女人放了环。在祥子发了之后，出现了“小三”，而且小三给他生了一个儿子，现在据说大老婆和小老婆相处融洽。

纪念陆肆事件二十周年（5·6）

1989.5.6

这是人物志的第二篇——摇滚高干子弟。

我的父母只是军队中的普通技术员，他们没有背景，也没有“贵人相助”，不过因为长期从事相对核心的技术（以及在政治上的“听话”，谁也不得罪），到了80年代的末期，居然也混上了一个不高不低的职衔。（我已经透露了太多细节，抱歉某些指称我要含糊一些。）这给我带来的影响是：随着他们的职位升迁，我接触到的同龄人从和我一样的普通工人子弟到高干子弟都有，而且我能看出他们的区别。

比如说这一篇的主人公，就叫他“军子”吧。他是我的高中校友，比我大两届，考上了国际关系学院，其实他的道路早就是锦绣前程，“国关”有个任务就是培养军事外交官，军子就是冲着这个去的，他的英语很好，在高中的时候一手吉他就弹得很有模有样，他还认识崔健。其实崔健也不过是一个军队大院里的孩子，要认识他也没有那么难。

军子在大一的时候已经疯狂喜欢摇滚，当时的年轻人已经认为崔健高不可攀了，他认为还是太小儿科，他听的都是重金属、死亡金属、他曾经说他的打口碟是海关直接发单子来供他挑选，如果他要做打口碟生意，全北京的淘碟者都要甘拜下风。我起初对他说的话不敢相信，觉得有吹牛的成分，比如当时不过大学二年级的他，说他睡过的姑娘是二位数的。这简直超乎了常人对“流氓”的理解，但是后来才发现，很可能他说的都是真的，他那时还不屑撒谎。

高干子弟和普通子弟的最大区别是——我后来总结出来，在于自信。他们的自信带着必然的优越感，优越感又成为新的自信来源。按理说这样的人在爆发学潮的时候应该是反对的，事实正好相反，他参与得无比积极。如果他不成为焦点，那就和他的一贯形象不符了。而且，他时常透露一些“内部消息”，比如军队没有接到命令，都是武警出动，也就是说，只是小菜，不会有真正的生命危险。我问他他如此深入地参与学潮家里人怎么说，他说：能怎么样？把我抓进去还得再把我请出来。

他的傲气不是没有理由，他和同龄人的确不同。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些不同不完全是他天资，而是他能接触到得信息。还有就是他所在的那套系统，比如他家是不用自己买菜的，菜是战士送到门口的，所以他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精神探索”。而他又有这些资源，无论是外刊还是美国原版录像；比如他很早就谈恋爱但是老师从来不管，他也就认为本应如此，到了大一的时候，对于女人的见解他当然要比多数的处男同学要深刻得多；比如他很早就说这种事情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当头，他是第一个告诉我“学潮”正在成为一张大牌，谁都想抢到手的“将”，而那时我连桥牌是什么都不懂，只能从升级中理解他的说法。

我和他讨论过文革中曾经白热化的争论“血统论”，本来以为他会当然地认可，没想到他是坚定的“血统论”反对者，因为骨子里他自信地认为，即使没有血统，优秀如他也一定会成为个人物。我试图向他证明，他这个人已经不能和他的家庭背景分开，分开之后他的性格和生活都会变，讨论一个没有社会关系的人是纯属臆造，他不同意，他说，高干子弟更有掉下去的危险，随时随刻准备迎接人生转折，所以他们只能更坚强才能活下来，而不是更简单。事实上，对外界单纯无知得如同傻子的高干子弟也有，象他所说，必须尽早成年才能经受考验的高干子弟也有。

六月之后，军子没有出现在广场上，自然也避免了被自家的部队清洗，从国关毕业，他没有如既定的那样成为军事外交官，而是退伍，然后快速地办了出国，他在学运中的行为是一场失败了的赌注，但是，六月四日，某位住北京胡同的普通人不过是早上出去买早点而倒在血泊里，军子的赌注失败了，区别是要换一场重新开始。如果有机会，我还想问他，他对“血统论”有没有新的见解？

纪念陆肆事件二十周年（5·5）

“五四”过去了，居然是这样的，五四游行的人数比四二七的那次人少了很多，气氛则是轻松了许多，原来一直没有机会显露的“狂欢”特性开始显现。

狂欢实际上是人类集会时必然出现的一个特征，人人都有“人来疯”的潜质，当观众聚集得足够多了，狂欢的味道就在空气中酝酿，总会有人站起来唱上一曲，然后就是更激烈的当众表演，后来我走在国外的狂欢人群里的时候，总有一种难以融入的距离感，即使周围是穿着暴露的美女帅哥，即使天气很好，音乐很登对，“派对”给我留下了阴影。我们这一批的孩子，参加派对似乎永不可能尽兴，纯属欢乐的集会我们已经不知道为何物了，是否源于这一次的“狂欢”演变成了悲剧？后来，在欢乐的人群中，我总是抑制不住悲从中来。

随着五四游行的结束，大部分的学生们认为这幕大戏已经接近尾声。当然这和五四时候的赵紫阳讲话有着重大的关系，在讲话中赵以政治家的语言基本上已经同意了学生提出的政治开放的总体要求，而且认为这和他们将要做的是一致的。对于经历过运动风雨的老一辈来说，这种表达已经等于告诉大家，你们要做的，会由我们来实现。但是你们要先听话。这是前所未有的表态。但是这其实还不是政府的真正底牌。赵所代表的“开明派”是否真的能兑现这种含混的表达？

对这种“偃旗息鼓”的趋势感到最为忧心的还是那些上了“黑名单”的“学运组织者”，虽然很难说从四一六到五四以来的所有事件都是他们组织的，尤其是那些发生于外地的抗议，有些已经砸烧了汽车，我敢说和这些北京的年轻学生之间没有指使和被指使的关系，这是典型的群体集会中出现的“狂欢副作用”。但是，这些“暴力事件”都可以成为他们的“罪名”，而他们对政府是否会“秋后算账”没有一点信心。这是正确的判断。他们有理由这么认为，同时，党的内部也有理由认为这一次的“学潮”必定将和1976年的四五运动一样，最后成为一张“政治牌”，由新的领导人挟持“民意”而夺权。这也是正确的判断。你站在这两方的立场上看一看，就知道他们说的都没有错，历史会重复，而且历史也总是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理论印证。你相信哪一边，结果就成为那一种。

从五月五日开始，一个新的行动在酝酿。对“非暴力不合作”的抗议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能猜出来，要让事件进一步升级，比游行静坐（这两样都干过了）更有冲击力的是——绝食。问题是，为什么要绝食，尤其是在对话还在进展中的时候；以及绝食要达到什么目的？

绝食行动，我现在必须说，是学生犯下的一次错误。因为它是在情势趋缓的时候被激情诱导起来的，而不是必须。在这一刻，某些人认为，做历史人物的时机到了。再一次地，他们又对了，他们的名字将和六四事件一起进入史册，但是，如果可以重来，如果只以平常心看待，从四一六到五四本身是一次完美的官民互动，双方均有胜利，而且代价不大。但这必须是在跳出棋局之后才能看到的，在棋局里的每个人还想着如何扩大胜利，于是，绝食成为和官方的四二六社论可以相提并论的推动事件进一步升级的行动，只不过一方是由一个不成熟的执政党做出，另一方是由不成熟的学生做出。

也因为如此，绝食的倡议传出之后，对绝食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这种争论将一直持续到戒严，持续到清场，持续到十年之后的反思，持续到了今天。